今天的湖畔勾沉年轻人，乃至水上出身的湖畔勾沉渔家子孙，大多对“九姓渔民”的湖畔勾沉来历知之甚少。所谓“九姓渔民”包括长年生活在新安江上，湖畔勾沉以打渔为业的湖畔勾沉陈、钱、湖畔勾沉许、湖畔勾沉叶、湖畔勾沉林、湖畔勾沉李、湖畔勾沉袁、湖畔勾沉孙、湖畔勾沉何如此九个姓氏，湖畔勾沉而常年生活在岸上，湖畔勾沉以农耕为业的湖畔勾沉与此九姓同姓者，自当别论。
    说起这“九姓渔民”的缘起，必须追溯到630年前的一次“鄱阳湖水战”，也就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两支同为反元的起义军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战，《明史》对此记载详明。
    陈友谅，渔家子，沔阳（今湖北汉阳）人。初为县小吏。顺帝时徐寿辉起义，友谅投奔起义军。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，友谅杀徐寿辉，后并其军自立为帝，国号汉，年号大义，尽有江西、湖广之地。友谅约朱元璋东西并举，攻打建康（今南京），兵败退回江州。朱元障乘胜追击，友谅只得退回武昌。不久，友谅整修楼船东下，与朱元璋决战于鄱阳湖，导致全军覆没，友谅本人则死于乱箭之下。俗话说，“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“。大凡被俘获的陈友谅部将，便被朱元璋流放到新安江上，并且立下规定：不准上岸，不准穿鞋，不准穿长衫，不准读书，不准应试，不准与岸上住户通婚。今人不妨屈指推算一下，从友谅部将于元至正二十三年被流放到新安江上算起，到清统制五年严州知府为他们颁发“改贱为良”的“执照”时止，让他们足足活受罪了五百年！据考，民国时期也曾对他们作出“准于自由上岸”的承诺，但由于世俗偏见，“九姓渔民”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冷漠。直至1949年解放以后，这种世俗偏见才得以彻底改变，所谓的“九姓渔民”终于过上了与岸上百姓享受同等权利和义务的幸福生活。 
    人常说，“痛定思痛”。对于今天的“九姓渔民”后代子孙来说，或许他们会扪心自问，“陈友谅的部将肯定不会少，偏偏就临到我们九姓头上”？而且还会各自猜测自己的祖先其人其事，乃至一古脑儿地把它归咎于明太祖朱元璋专制独裁和毫无人性。有感于此，笔者也曾做过一些努力，终因史志不载，而又无谱牒行实可稽，很难说过一个所以然。但有一点是可以商榷的，那就是不可以不分清红皂白，把自己的主观臆断强加于某一个历史任务。就拿朱元璋与陈友谅兄弟之间的“恩恩怨怨”来所吧，足以证明历史上的种种因果关系，不是一句两句或一时半时说得清楚的。比如陈友谅的死，史书称之为“屡与朱元璋战，兵败，中流矢死”（明史本传），至于当时陈友谅不是中流矢死，朱元璋会不会杀他？那就说不准了。不过，只要我们去查考一下陈友谅弟弟陈友仁的生平记载，或许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。史称“陈友仁，友谅第，号五王。少一目，有勇略。战于鄱阳湖之康郎山，烧死。明太祖（朱元璋）平武昌，赠康山王，命所司立庙”。不难看出，朱元璋虽说粗暴，但也是懂得人情世故的人，要不怎么会给对阵的敌将“死后封王，立庙致祭”。由此可见，对于今天的“九姓渔民”后人来说，知道有这回事就是，况且手头无据，大可不必去挖根究底。